怀宝门户网站 > 旅游 > 巨星平台官方-解密“人体器官获取组织”

巨星平台官方-解密“人体器官获取组织”

发布时间:2020-01-11 17:13:12 浏览次数:1857

巨星平台官方-解密“人体器官获取组织”

巨星平台官方,“叮铃铃铃……”

2015年11月4日下午16点半,上海华山医院opo(人体器官获取组织)秘书长张明的电话突然响起,是他的老同事、已退休的护士长蔡国玮打来的。

“这是浦东医院上报的第一例(器官捐献)。”

死者是高血压导致的突发性脑溢血。两个多小时以前,蔡国玮获得了消息,赶到了医院。她花了四个半小时,反复与死者家属解释和沟通,19点时,家属终于同意捐献死者器官。等到她华山医院的同事冒着大雨赶到现场时,已经是当晚22点半。2天后,这位死者捐献的肝脏和肾脏,挽救了3个人的生命。

蔡国玮

蔡国玮今年57岁,是华山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
上海目前像她这样的协调员有100多名,百分之八十分布在11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,其余的在上海红十字会。他们隶属的opo,全称是“人体器官获取组织”(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),类似于疾控中心,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个组织,是连接器官捐赠者和器官移植者的纽带。

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时,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。仅以这一案例为例,华山医院调动的部门包括医务处、麻醉科、神经内科、神经外科、普外科等等,协调员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环节。

然而,正是协调员促成了器官的捐献。他们的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前提。毕竟,没有捐献,就没有移植,也就没有新生。

协调员的诞生

可能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,才能理解协调员这个职业有多么重要。

从绝对数量上来看,到2017年10月,中国人体器官年捐献量居亚洲第一,世界第二,仅次于美国。预计到2020年,中国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。

然而,经过人口的稀释之后,中国每百万人捐献率仅为2.98,全世界排名第51,落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。美国的这一数据是28.2,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,百万人捐献率是43.4。

日本的器官捐献志愿表

2017年,中国有5000余例器官捐献,捐出的器官完成了一万五千例手术,然而,仍然在等待手术的患者有30万人。这个供需缺口是1:20。

2016年热播的医疗纪录片《人间世》,第三集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案例:一位肾衰竭的病人,一边做腹膜透析,一边等肾源,已经等了十年。

上海仁济医院opo协调员陈小松,是肝脏外科icu的医生。对于肝硬化的病人来说,时间更为紧迫,一般只能等待几个月,如果是肝衰竭,只能等待几天。

危重病人最后基本都进了icu,陈小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为等不到器官,只能无奈离世。

“今年,我们的肝移植已经做了750例了,是全世界最大的肝移植中心。但是肝移植要发展,没有脏器的来源是不可能的。”2013年,他主动申请,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
陈小松在肝移植门诊

器官紧缺的状况,也与我国的器官获取政策有关。2009年以前,我国移植所使用的器官基本都来自于死囚,这甚至形成了某种非法产业利益链,也导致后来人们对捐献器官存在许多偏见和误解。

2015年1月1日开始,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,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。其中,除了极少数的三代以内直系血亲的捐献之外,绝大部分捐献都要依靠逝世公民。

当时有人说,器官移植的冬天要来了。因为他们认为,没有人愿意捐献。

当年,一部电视剧《永不瞑目》,给人们普及了角膜捐献的概念。然而对于什么是器官捐献,国人还存在大片的认知空白。

协调员这一职业应运而生。他们的任务,是要普及器官捐献的概念,争取更多的人同意器官捐献,把器官移植的冬天变成春天。

2015年,捐献人数不但没有下降,反而比前一年的1500例将近翻了一番,增长到2766例。2016年,增长到4080例,2017年,达到了将近5000例。

这个数字增长的背后,是在全国各地奔波的约200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。他们的手机24小时随时待命,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,为的就是尽最大可能,抓住挽救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。

陈小松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

奔走在生死之间

器官捐献界流传的一句话是:没有死亡,就没有捐献。

美剧《周一清晨》里,把协调员比作“徘徊在死者身边的秃鹫”。很多人不待见他们,因为他们站得离死神太近,带来的尽是死亡的消息。

陈小松说:“协调员就是在家属最不想让你出现的时候,必须要出现在家属面前,把亲人已经死亡的噩耗告诉给家属,而且还要向家属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,这是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角色。”

而且器官捐献相当残酷的一点是,协调员介入的死亡案例,基本上都是突发性死亡,对于死者家庭来说,都是飞来横祸的意外打击。

因为捐献的目的是为了成功移植,对器官的质量要求很高,“我们都是顶着(标准)上限来的,”邢磊说,他是瑞金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
这样一来,高龄、严重感染、或者癌症患者的器官,基本都不能使用,即便有意愿,也不能参与捐献。最理想的器官捐献者,恰恰是那些遭遇意外死亡的健康的年轻人。

导致他们死亡的,“第一类是外伤,比如车祸、坠楼等等,第二类是脑出血,包括高血压导致的颅内血管的破裂和动脉瘤,也叫动脉畸形。”

对于这些死者的家属来说,首先,接受亲人死亡的现实,在情感上就相当困难,基本上都是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。

另一方面,协调员介入器官捐献的时候,病人往往处于脑死亡的状态,失去了自主呼吸和基本的生理反射,而心跳还在外力的作用下继续维持。一般人心理上都会觉得,心跳停止、呼吸消失,人才是真的死了。心跳不停,人就没有死。普通人很难接受“脑死亡即等于死亡”的概念。

但是,唯有在这个阶段介入,才有可能取出可用于移植的器官。否则,全身的血液循环一停止,主要器官30分钟内会因为缺血而功能受损,就会导致移植失败。

陈小松记得,最早的时候,连医护人员也不太理解脑死亡的概念,“我们第一次在手术室取脏器的时候,所有的护士都跑出去了,不愿意做手术,当时我就赶紧给他们解释了半天,我说脑死亡就是已经死了。”

“还有的家属会问,他疼不疼啊,我要跟他们讲,脑死亡就是死亡,他没有任何疼痛的反应。”

蔡国玮用另一种通俗的方式给家属解释。“我说他的心跳其实是靠呼吸机来维持的,只要呼吸机一拿,心跳就没有了,那么这就叫脑死亡,他没有自主呼吸了,再怎么救,也救不过来了。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,我说他的瞳孔已经很大了,只有临死的人才会这样。那么家属就比较容易理解脑死亡就是死亡。”

“协调员在家属接受病人已经死亡之后,才可以提出器官捐献的请求。如果家属拒不接受脑死亡就是死亡,那么就绝对不能跟家属提这个器官捐献的请求。”陈小松说。

协调员们都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一种情况,一开始家属想不通,不同意捐献,等到家属想通了,同意了,结果由于时间原因,器官已经失去移植的价值了。

看到家属们难过,蔡国玮也难过。她退休前是华山医院乳腺外科和中西结合科的护士长,碰到的病人死因基本都是慢性疾病或者肿瘤,很少接触突发的、24小时内的死亡。

“(突然死亡)给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。家属会说,昨天还和他一起吃饭呢,今天就……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,一般我们介入的时候,都是很急、很急的。”

“其实协调员这个工作,内心要很强大。因为面对死亡,你也非常难受,但你还要继续去想办法和家属沟通。就算最后捐献成功了,心里也并没有多开心,因为一个生命已经去世了。”

“如果沟通失败,就更不用说了,连去拯救其他病人的生命的机会都没有了。”蔡国玮说。

“我们各种各样的绰号都有,死神、秃鹫、豺狼,什么都有。也有一些褒义的,比如说,我们也是天使对不对?站在不同的角度,都会有一个说法。其实我们只是大自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。”邢磊说。

把死亡变成新生

邢磊做协调员的工作两年有余。谈过多少案例他已经记不清楚了,“平均三五天、五六天可能就要去谈一次”。迄今为止,成功的有15例,十个里能成功一两个。

据估计,中国未来几年还需要1万名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
与国外不同,在中国,决定是否能够进行器官捐献的,不取决于死者本人的意愿,取决于死者家属。

2012年,武汉一个年轻的协调员徐哲,为了完成一起器官捐献,说服了死者的200位家属。“死者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,出生在一个大家族,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,一刻不歇(地做工作),直到每一个家属都同意捐献。”

邢磊

邢磊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,一个45岁的安徽人,因为行车事故,头磕到路边台阶导致脑出血,送到医院后迅速呼吸衰竭,两天之后,医院诊断脑死亡。他赶到医院时,发现死者有20多位家属,都已从安徽赶到上海。对器官捐献,他和家属反复解释了三遍,第三遍时,有十位家属在场,听完后,家属表示,必须征求家里四位老人的意见。

“当场就拿出了四个手机,分别给四位老人打电话。那边足足沉默了两分钟,然后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说,真的没救了吗?真的没救了吗?这句话重复了起码有五遍。”

电话这边,医院里一片安静,电话那边,因为开了免提,能听见隐隐约约的哭声。

又过了两三分钟,死者的父亲决定了,答复是,如果能做好事,那我是同意的。“其实相当于把整个家里面几十人的压力都挑下了。”

最后,这位死者捐献了一肝两肾,救了三个人。

“其实应该说,他是挽救了三个家庭,救了起码是十个人,让十个人的生活走上了正轨。”

陈小松在肾移植门诊

陈小松经手过的一个捐献案例,主角是一个24岁的年轻姑娘。

2016年9月6日晚,这位姑娘在下班回家途中遭歹徒抢劫,被掐晕后弃于人迹稀少的通道,由于没有监控,被发现时,已经是将近36小时之后,尽管人还有微弱的呼吸,但送到医院抢救后,很快就被确诊为脑死亡。

陈小松和姑娘父亲的第一次沟通,其实是失败的。对方表示,要尽全力抢救到最后一刻,暂不考虑器官捐献。“因为他坚决不相信他的女儿已经离他而去了。”

3天以后,姑娘的父亲给陈小松打电话。“他说陈医生你来吧,我们家里人想通了,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情。”

“后来我问他为什么,她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,他说让她的生命能延续下去,这就是对她年轻生命最大的尊重。”

这位父亲让陈小松受到很大触动。“他是一个朴实的农村人,可能也不像我们受过高等教育,但他对生命的认识的高度,我觉得是在我之上的。”

蔡国玮在医院走廊

蔡国玮每次去见死者家属时,都要穿上白大褂,这样显得比较专业。“要做通家属的工作,最短一个小时也肯定要有的。最多的时候要等一天。有的时候,在场的家属基本同意,但是还要等待另外一个家属到场。那我就只能先回去,明天一早再过来。”

“家属哪怕是同意了,我还会一直陪伴他们,有时候到半夜三四点。”

有一次,她碰到一个家属,要求在捐献器官后为死者点香烧纸,表达纪念。那个时候已经凌晨四点多了,为了满足他的愿望,又不至于违反医院规定,蔡国玮带着他找了一个角落,烧了一点纸。

“我就一直陪着他把纸烧完,然后一起走。”

《人间世》里,有这样一个故事:24岁的脑血瘤患者焦俞因病情突然恶化,从成都送入上海市华山医院抢救,结果还是不幸去世。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沟通之下,焦俞父母同意捐献儿子“所有可以用的器官“。

最后,年轻的焦俞捐出了肝脏、肾脏、肺脏和角膜,救了六个人的生命,让两个人重见光明。

片中,父母含泪向儿子的遗体告别。焦俞的父亲是在青藏高原当了20多年兵的军人,这位硬汉哽咽着对儿子说:

“本来这次来上海是来给你做手术,但是你自己的手术没有做成,反过来把你有用的器官都要捐献给我们的病友。这也是爸爸妈妈做出的选择,就没有征求儿子你的意见了。请你原谅爸爸妈妈。你没有为我们养老送终,反过来是爸爸妈妈送你了。”

协调员默默陪伴着焦俞父母,好言劝慰道:“你就想他现在变成一颗种子,又到新的生命当中发芽了。”

你愿意吗?

2017年年初,45岁的陈小松做了一个决定,他去器官捐献的官方网站登记了个人姓名、身份证号,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的志愿者。

此时,距离2013年8月他正式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,过去了三年半。

“我也是做了这个工作之后,慢慢地更加理解这个事情,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,在我达到捐献状态的时候,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捐出我身上能用的任何一个脏器。”他说。

邢磊查看接受完移植手术的病人

据统计,平均一个潜在的捐献者可以挽救3.5个患者的生命。

截至2017年12月24日,中国大陆的器官捐献者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7万人,而这一数字,在2016年底时,还不到8万人。

扭转这一局面的,是2016年12月22日开始,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支付宝合作,在支付宝上开通了器官捐献登记的功能。符合要求的用户可一键登记,登记过程不超过10秒,也可以随时取消。

“知乎”上有好几个关于“愿不愿意捐献器官”、“器官捐献值不值”的话题讨论,几百条回答里,大家排着队,晒自己登记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认证页面。其中,大部分都是80后、90后,还有人把这样一次登记,作为送给自己的成人礼。

邢磊在办公室

邢磊自己是80后,他觉得,短短几年内,器官捐献的知晓率确实得到了大幅提升,但是接受率还是很低,局面要真正得到扭转,“我们这一代是看不到了。”

“因为我们这代人上面都有老人,老人的接受率还是很低很低。等过个20、30年,到我们下一代成长成可以有决定权的那代人的时候,他们就会知道,这是一件好事情,捐献率才能提升上来。”

谈到未来,他还是充满希望。

图片摄影:金子彦

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



最新新闻

推荐新闻